Evelair

沙沙生贺！一个将近四个月的坑，在许诺的后一天完成啦，感觉自己棒棒哒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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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下正文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（四）

    我们总去冷的地方。夏天我们也出去，但只让人记得冬天坐火车，从里昂到别处去。里昂靠山，铁轨总依山而行，山边奔泻而下冻住的泉水。现在想想还是很怀念。欧洲的一大好处，是日月走得很慢，像融化的冰从屋檐掉下来，一滴一滴。这样之所以是好处，是过了几年，甚至几十年，事物都没有什么变化。我回到这里，觉得什么都没有变过，只是我老了。倘若要玉堂回到国内去，他恐怕不认得——我们一同吃过的酒楼已不在了，可翻墙的地方也被封了起来。但好在他不会像我一样老去。

    每到一处，我们都买些明信片。玉堂说要寄给他美国的朋友，但我没有许多贴心朋友可以寄，玉堂便提议可以寄给自己。我觉得有理，就写了里昂的地址，言谈间已经将那里当成家了。最终我们又忘了寄出去，只得带回来。    

    我们去了许多地方，但我所喜欢的还是里昂周围，在安纳西湖畔散步，低头看雪山在湖里的倒影，或者在格勒诺布尔城里闲逛，抬头看拥抱小城的山脉。玉堂说我是仁者，因为“仁者乐山”。我猜他是想让我赞他是智者，就偏不遂他心意。他见我喜欢，便也经常陪我去。

    一次在雪山上，我们起的很早。太阳从雪山背后升起，先给连绵的山巅镀上细细金边，接着越来越璀璨光亮，等太阳恰恰好在山边上，整片山脉便向天空探出万千光芒，庄严巍峨如圣明。玉堂说，印度教有位善良的女神从雪山上来。想来喜马拉雅山的日出应当与这阿尔卑斯的一样壮美？玉堂又说，印度教的神袛大多是善凶两相的。这位女神的化身也有些血腥的祭祀习俗。他突然这样说，使我敏感起来，心里有些沉重。他又接着说道，惩恶扬善这件事，自古来不成功便成仁之类的话。

    他一直是憎恶分明的人，而年轻的我总觉得这样想太偏激，也太自负。那天我们不欢而散，一天后，却又不知怎地高高兴兴回家去。我们要是一直不说话，玉堂就只有外卖吃，而他是决计不肯的。

    玉堂对家务基本上一窍不通，勉强可维持不致饿死冻死而已。每次扫除，也老大不乐意。但百般诱骗他一同家务，也不失乐事。

    玉堂有许多好笔记本子。他是像少爷样养大的，吃穿用度讲求精致。在我看来，未免显得浪费。那许多本子，据他称，都只有一二页是写着的。玉堂说他本想记录自己读过的书，看过的电影，吃过的好餐厅，奈何看过的书和电影大都不好，故不作记录，以免玷污他昂贵的本子——这是胡话。我提醒他，他也偶尔读过一两本使他欣喜若狂的书。玉堂便做大哲人状，曰他看过的好书，概记在脑子里，写出来又是玷污那些“不可说”的灵魂了——这也是胡话。

（四点五）

    我本以为时间会就这样一直缓慢流淌下去，刻意不去提及回国的期限。当我知道要来这里的时候，内心很期待；来了之后，又觉得索然无味，浪费应该拼搏的青春。但日子久了，我才发现自己已经成为了这座城市的一部分。公孙先生说：“年轻人在这样的地方体验是好的，呆习惯了，就再不能拼搏。”

    每每想到这里，我就悚然心惊，害怕自己成为像每天接触的“国际居民”一样，过着没有什么成就的生活。我曾以为来这里就可以改变世界，至少做一点点小的改变。但事实上，除了别人眼中的标签，我一无所有。

我从未和玉堂说过这件事，但我知道，玉堂对此的感受，对自己无力的愤恨，只会比我更深刻。毕竟，他是一个理想主义的人。

    玉堂也从不提回国。在巴黎旅行时，我随口问起他今后的打算。他一听我提这个，就恶狠狠地答：“不知道！”径自抛下我走了，不知怎么忽然怄起气来。他走在巴黎高低不平的石头路上，踩进一个水洼，新买的鞋上沾上水渍，却仍然头也不回地走着，风衣下摆在斜风细雨里微微扬起来。等我追上他，又好像全然忘了刚才的对话，对我说：“你的夹克这么皱了，我给你买件新的罢！”

    我的衣柜就这样被玉堂无情地践踏了。来时只一个小箱子，回去时膨胀到了两大个。其中一半是新买的衣服，全是玉堂给挑的——他嫌我的衣衫太土气了，丢人。原话是这样的：“自己丢人就算了，还要丢我白爷爷的人，还丢国家的人，丢不丢人你！”

    他说我丢国家的人，我心悦诚服。但丢他的人，我却没想明白是怎么个道理。这两年买的衣服，比我之前二十四年买的都多。我回国后，就一直穿着……一直穿着。玉堂品味很好，也会生活，挑的都耐穿。我一直穿了三十多年。

    我的行李也是玉堂给收拾的。说是收拾，其实就是他看什么好玩，便往我敞开的箱子里丢。到后来堆成一个小堆，后丢进去的东西总要滑出来。最后我不得不自行打包，把他丢进来的挨个拣出去，心想要是装不下，就不带了。他给我塞的，除了衣服和书，都是些乱七八糟的玩意，比如我们旅游去买的，写了地址而忘了寄出的明信片。翻过来，有山，有海，有城堡。原来我们去了这么多地方。我津津有味地一件件看，其中还有他随手买的威尼斯面具，一个小钟（已经不会走了），名胜的冰箱贴，甚至还有我借他而一直没有归还的文具之类，我以为他早忘了。到头来，我一件都没有挑出去，只坐着看夜色一分一秒地点滴浓重，又点滴褪去色彩。

    玉堂就在我一墙之隔的地方。可我见到他给我的这些东西，却像是和他已经分离很久。难过得心里一阵一阵发闷，分不清是悼念自己的这段时光，还是伤感和玉堂的离别。在里昂的最后一个夜晚，我简直是个恐惧清晨的死刑犯。使人绝望的太阳升起的时候，我还是要走了，尽量轻声地不打扰到玉堂。

    我本以为他会陪我守夜，没想到他自己去睡了。有些失望，有些宽慰。若要这样面对面挨过折磨的倒计时，我不知道要被逼迫着对他说出什么样的话来。我怕自己说出这样的话，我相信自己一定是因为青年人的激情冲昏了头脑，才会想说出这样的话。他始终没醒，我松了口气，带上门走了。但我现在已不再年轻，我万分之万地确定那不是出于年轻人一时的激情，也不是出于一个老人对青春的怀念，而是在过去的三十年间，我没有一日不在想，如果我知道，我依旧不会告诉他，但至少请让我看看他，最后再看看他。可我不知道。

    看他得意地笑，看他专注地读。看他迷惘，看他哀伤。看他送朋友远去，看他作生死的告别。可他们不让我，连最后一面，我都再也见不到。

    回国之后，我没有收到玉堂的任何消息。拜托赵祯打听，也只对我说，很抱歉，白玉堂在进行保密任务。我奇怪，他明明法律事务的，哪里有什么保密到这个程度的任务？赵祯说，是白玉堂自己要求换到一线的。我想我们毕竟殊途，就没有再追问。再很久，又很久，公孙先生告诉我，之前一项行动给了他参与权限，他在调资料时发现，玉堂的行动组所乘的飞机，在阿尔卑斯山区坠毁了。公孙先生之所以有了权限，是因为这次坠机不是一个意外。

    我这才明白过来，赵祯的抱歉究竟是怎样的意思。

    人在庙堂，不能去见最后一面。公孙先生安慰我，他的家人想必已经去了。我说只是不能想象我和玉堂之间甚至没有一个隆重的告别。但我心里很清楚，就算有那么一个告别，我也无法甘心认命，无法接受他白玉堂从此以后，与我的人生全然无关。

    包先生说，我的路还很长。他委婉地提醒，如果离开单位，以我的专长，在社会上是难以谋到合心职位的。

    被他这一提醒，我方才觉得害怕、恐惧、厌恶起来。原来长路漫漫，竟还有那么多年，要为纸上的理想，为了一生的追求，为了工作中的誓言，为了对亲友的责任，而偏偏不是为了自己的一厢情愿，而熬下去！

    好在，我差不多熬到尽头了。

    年轻的时候，觉得时间过得多么缓慢，一两年就足以改变人生。但是，当一个人真正成熟，时间就像风筝一样，一阵风来，就不见了。这三十年多么快啊，快到我都感觉不到孤独。

    我吃住都在单位，每天早起去晨练。偶尔听听戏，累的时候，就翻翻武侠小说。再有空了，就学学英语，学学法语，把玉堂的那些课本，都好好地读。别人要给我介绍对象，我一概回绝了。对方不忍，说我还是壮年，怎么活得像老头子一样——我告诉他，我从二十多岁起，便这样生活。

    起初我回到了刑侦组。后来离开前线，便因为外语较好，又有负责大案的经验，被委任分管国际上的一些行政工作。我也曾呆过赵祯年轻时的位置，用赵祯拍过的桌子，和那些派去国际刑警组织的年轻人联络，但我再也没有去过。三十年来，踏上外国的土地，这是头一次。

    法国一点都没有变。我从戴高乐机场转乘火车，这次没有玉堂，自己也走的很顺当。我第一次与庞统见面，他在下雨的里昂车站接我，火车站依旧泥泞混乱。庞统也在美国受过教育，礼貌谦和，气宇轩扬，穿着不会被弄脏的得体衣服。但他打着黑色的伞，这和玉堂截然不同。玉堂从不打伞。

    庞统告诉我，玉堂的母亲不久前过世了。她的亲戚在处理遗产时，发现玉堂原来在法国有套公寓，想找房契卖了，却又找不到。他不知怎地知道了，就向白老太太的亲戚说他来看看。庞统似乎在美国的华人圈有些威望，那亲戚就将钥匙给了他。玉堂真是狡猾，明明是他买下的房子，诌我说是租的。且当年的租金，为了语言方便，都是我给他，他再给房东。没想到都落他袋里去啦。

    玉堂或许是想有个伴儿，又或许不只是想有个伴儿。我茫茫然地想，或许就和我想的一样，但再不可能确认了。

    庞统说，想给我看一样东西。他推开门，房里打扫得很干净，一切还像我离开时那样。我走后，玉堂还居住在客厅里，书架上摆着他那些珍贵的收藏。那里曾放着他借我的书，后来被丢进我的行李，辗转回了北京。我原来住的卧房，依旧空落落的，只有我当时带不走而委托玉堂处理掉的家具。他人懒，自然是没有弄。庞统拉开我书桌的抽屉，拿出里面一叠纸，说，您看。

    现在我看得懂法语。玉堂是把房子给了我。

    庞统又说，这处公寓和里面所有的财产都是您的了。白先生的亲戚那边，我会代您处理的。他离开了。我背对着他，面向窗外。窗外的梧桐树还是像以前一般高下。听说树长到一定大小，就不会再长大。或许人也是一样的。

    我尝试拉开每个抽屉，翻检每个角落，生怕有什么玉堂留下的东西被错过了。一边又不可抑制地在心里一次次描摹当年的玉堂，如何在我的房间里，给转赠书签字。

    我蓦然惊醒，原来那时的玉堂，已然面临着死的威胁，却依然打定主意要坐上那班飞机。而我此刻，已经无法想象，他写下我名字的时候，抱的是怎样的感情了！

    我跌跌撞撞地冲出房间，只想迫切抓住他给我几不可见的纪念。

    打开一本他收藏的笔记，上面空落落地写着“致我年轻的“老”朋友，”下有落款，时间是2013年。往后去翻，却只有空白的纸页。再翻开另一本，上面写着梅克林格的名句。再翻开，是纪德的诗。再翻开，这次是英文的“给我的朋友猫儿，”。再翻开，再翻开，一本一本，时间落款，从我们初次见面后的2010年，直到我们最后一次分开的2020年，最后一本上，一页里密密麻麻，反反复复，来来去去唯那二字，天上地下，只我与他最熟悉。

    展昭。展昭。展昭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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起初的写作灵感是想要把所谓的江湖侠义与庙堂之间看似相斥，实则是可以相互影响的这样一种关系，找到现代的对应。文章的核心其实是白玉堂，作为一个“江湖人士”涉及了在他人看来自讨苦吃的领域，最终导致了悲剧性的结果。不知不觉在写的过程中，又提到了白玉堂和展昭身上存在的“不同背景之间的亲密融洽关系”。其实后一点我觉得很理想化，当然我也确实在我们的一些朋友身上看到了有heritage的华裔的影子（非常难得），所以给了白玉堂这样的设定。

生贺应该是HE的，对不起莎莎OTZ希望喜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