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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点五）

白玉堂其人，我在11年的暑假见过一次。那年夏天北京很热，家里着意催我回武进爷爷家避暑，我却要在北京集训。我走进公孙先生的办公室，想跟先生说说对学习的想法。

进门时，先生正在看书。见我来了，摘下眼镜，让我稍等，告诉我有个华侨朋友的孩子，今天要来拜访他。

公孙先生说，他年龄与我相若，正好可以认识一下，也好有个伴。我想着暑假张龙赵虎他们都回去了，独我一个大学刚毕业的在这集训也颇无聊，有个伴也很好——这样想着，走廊里就传来嘈杂的噼啪响声，有人一路短跑。来人一面叫着“公孙先生，不好意思——”一面刹不住，撞到了我的背上。

这一下奇疼无比。还未待我说一句话，来人就嗷的一声跳将起来，摸着鼻子喊到：“怎么门口还站个人！”我疼在背上，不像他似的能伸出手去抓，心里七七八八猜到这人便是公孙先生口中的“朋友”，就只是横眉冷对，给先生一个面子。

公孙先生见他窘样，又见我面上不忿，乐不可支：“你们真是不打不相识。玉堂，门口杵着这个就是展昭。”

那“玉堂”顿时一副很吃惊的样子，指着我，喊到：“这就是我妈成天唠叨的那个，那个展昭？”跟着就站到我面前来，明目张胆地将我打量一番。

他整个人收拾的很干净，一身白色，使人觉得这是不近人情的社会精英；神态表情又很活泼，使人觉得这还是个毛头学生。他说话也还像个学生：“长得倒是不错，可惜看着太木了，看来被教育摧残的不轻。”我好气又好笑，又不期然这人好像很熟悉我似的，问：“你怎么知道我？”这人便跟着很得意起来，好像在炫耀自己的成绩一般：“我白爷爷什么不知道？你排行老大，外号猫儿，平时喜欢书法和武术，还喜欢听老歌……唉，二十岁出头过得像老头子一样！”

我这才知道他原来是姓白，接着想起来公孙先生留学时，有个中国教授便是姓白的，原来其中是这样的干系。看他说的头头是道，就知道是公孙先生平素唠叨，对友人也口无遮拦。我觉得这人有趣，来不及恼先生大嘴巴，便回嘴到：“你还自称白爷爷，也跟我半斤八两，好不到哪去。”

那白爷爷，诨名叫玉堂的，听了便眉毛倒竖，连爷爷也不称了：“我只是喜欢看明清话本跟武侠小说罢了，哪里是你这种活在现代的封建遗少懂的？”

我噗嗤笑了。公孙先生见我们有占地胡诌的态势，赶快圆场道：“展昭，你带玉堂去四处逛逛，我要等包黑子那边电话会议。”又想起来我是要找他有事，问我什么事。我如实说找了些国家的资料，却不太知道接着怎么研究。先生便说：“这个你问玉堂，他是在美国学国际关系的，在行。”接着便把我们赶了出去。

那位白爷爷在我身后亦步亦趋地跟着，也不说话。我耐性尚好，且一个话唠憋着也甚有趣，便也不说。果然那人要开口了，我便和他同时开口，对方顿时尴尬，连道：“您请！” 我也推诿：“你说！”如此来回，这人终是输了。他方才好强，现在又浑然不觉自己在这场礼仪之争里输得尴尬，虽然我亦不知这输赢意义如何。

他跃跃欲试地问我：“你查过案子吗？”

我想了想，老实说：“我还没接手过案子，”那人神情顿时很委顿，并不很给面子。我又说：“不过……”那人顿时来精神了，催促我：“说，说！” 我就说了些以前给包先生和公孙先生打下手，鉴定追查的事。他听得很津津有味。

待我说完了，他又央我带他去吃好的。我从体育场边上翻墙出去，等着玉堂翻过来。然后才想起玉堂穿着一身雪也似白的，这么下里巴人的翻墙法要脏了他的衣服。没想到他踩着空调室外机，稳当当地从围墙边上跳下来了。膝盖和袖口上上蹭脏了，他也没注意，直嚷嚷着要我带他去吃好的——那就吃好的。我们拣了一家叫xx楼，又或是xx阁的名吃，挨着窗边坐下。玉堂先点了些小吃冷菜，我便点了主食。所幸的是，他祖上是浙江人，我们口味上还颇相投。

我们又吃了些无关紧要的，才想起来原本是要讨论一些“工作”上的事情，便向玉堂请教。不幸的是，玉堂所说的那些，在我看来，都很流于表面。可能是我们所学不同，也可能是受环境的制约，我们的许多观念想法，是背道而驰的。原本好好地把酒言欢，变成了唇枪舌战。内心已暗暗下了决断，认为这个人虽然所学甚广，但还亟需从他那象牙塔里出来逛一逛——现在看来，当时的展昭还是太年轻了。

我已经不记得那时和玉堂具体说了些什么，总之也不外乎民XXX主XXX自XXX由XXX法XXX制这几样。后来我总想，当人能好好地过日子的时候，是不是就不会那样执著于在这种问题上一分高下。转念一想，我和玉堂的工作性质，又决定了我们是要一生与这些虚无缥缈的东西纠缠。只是有时候，我会发自内心地感到疲惫，深深地厌恶这些不着边际的东西，假想我们过着不一样的生活。然而，只是有时候。

玉堂和我不一样，思考这些从不使他疲惫。他的生活与工作是共存的，而我时常感到矛盾。我不知这样的不同来自于何处，尽管答案摆明了我们的成长环境不同。我务实，而他理想。我总呆在一处，而他走遍天下。我的生活充满了必然，而他的生活充满了可能性。一言以蔽之，我从内心底里十分羡慕他。但如果要我成为玉堂，那我又不愿意。

（三）

我们第二次相会的时候，遇到这种话题，就已经可以心平气和地讨论了。这其中有我们都成熟了些的缘故，也有我们的想法都多少往中间靠了些的缘故。大多数人的想法总会日渐中庸的，我们也概莫能外。在从巴黎到里昂的火车上，我提到初次相遇时的窘况，他也不好意思起来，只笑说“当天的馆子很好吃。”又问我有没有住的地方。

国际组织给住房补贴，但我人生地不熟，原来是想先找旅馆安顿下来再慢慢找。他听我这样说，便盛情邀请我一同居住，言他已敲定了“在市中心且相去不远，周边有公园可供晨练用”的房子。我不禁失笑，玉堂总将我套进一个迂腐古板，会打太极，喜欢听戏的老头儿范式里面去，也不知是为什么。初见面是这样，再见面还是这样，之后的几年里，依然是这样。我想他是因为先从他妈妈的只言片语里认识我，才有先入为主的偏见，没想到相处久了，还这样说，倒要我怀疑他是不是故意埋汰，而这也确实像他的风格。

到了里昂，下着连绵的冷雨。火车站上闹哄哄的，到处都是拖着行李的人，还有地上因为泥水带进来的黑色鞋痕，都使我觉得和中国仿佛没有什么不同，只是语言不通罢了。然而这就很要命，亏得有玉堂才坐上了轻轨。等去报到的时候，我才发现被玉堂这家伙给骗了。家与单位之间隔了一整个大公园，横穿得要半小时。玉堂怕我反悔，天花乱坠吹了一通，又要把卧室让给我，我只好承让了。却不得不说，往后的日子里，与玉堂一同穿过公园，上班下班的时间，成为了我不可割舍的珍贵回忆。

国际公务员与基层文职差不了很多，只是我们多沟通而少执行。时间久了，难免会觉得憋闷。我负责与国内联络，传递信息，而玉堂在法律事务。幸而有玉堂在，我慢慢也寻得了一些在异国他乡的生活趣味。春夏秋季我们一同从公园里穿行，冬季乘公交转轻轨。这座城市也有不少行道树，其中或有梧桐一类，疏于修剪，长得高，且枝干随意，是道道地地的法国梧桐了。玉堂说美国的大城市少见行道树，因而也很喜欢这里。

因为要和国内通讯，有些事情又等不及，故早出晚归。玉堂也总与我一同作息。我怕自己动静太大，打扰他睡客厅，曾提出让他还是睡卧房去。他总是拒绝，说自己没有朋友，有我一个陪着说话可以解闷，云云。可白玉堂何时缺过朋友？我们刚安顿好时，他迅速与人熟悉起来，叫了一帮人来吃饭聊天，好不热闹！但我便假装他真的缺朋友。冬天的晚上，他总拿着热茶，在刚刚下了一层薄雪的门外站着，把茶交给我。玉堂少有安静的时候——不是嫌他闹腾，但这样的玉堂，非常少见。

我们总从聊工作开始。我在国内的领导是赵祯。赵祯是我的大学同学，但他是个极不起眼的人。瘦，干净，不太高，不起眼，成绩不上不下，恰好让人忘记。有说法是他有什么背景。可我所知道的赵祯，条件并不很好，茹素，生活也简朴。总之他现在是我的上司，也没有展现什么超凡的手腕，只是每日与我交换一些通缉犯的信息。玉堂听我说了，蹙眉想了会，说对赵祯这个名字有点印象，又不确切。

（三点五）

某天美国方面联络，称我们有几个通xxx缉xxx犯在美国被发现了。赵祯听了，一向面无表情的，忽然站了起来，将桌子推到一边，叫我把详细发给他。我正整理着，瞟到其中一个叫庞统的名字，忽然又接法律事务部告知，不能引渡了。赵祯将我的线路抢过来，在电话里大声质问怎么回事。他的英文是真好，我头次听到，这么流利，怎么以前都不知道。

接赵祯电话的是玉堂。玉堂听起来也很疲惫，给赵祯解释，人权组织干预贪官引渡，请了律师，现在正在上诉。

赵祯一拍桌子：“我们的犯人，关他们什么事！”

玉堂耐心地跟他说美国的司xxxxx法程序如何如何。

赵祯说：“我知道你们那一套。但你是不知道这人和他父亲搜刮侵吞了多少？证据确凿的事情，你们不匡扶正义，反而还姑息养奸？”

玉堂怔住。玉堂有的是小聪明，鲜少被人问得哑口无言。他说：“我们只能尽最大的努力……”

赵祯极不耐烦：“有什么办法拿回来？”

半晌，玉堂说：“抱歉，我需要保持我的中xxxxx立xxxxx性，合xxxxx法性……”

“放屁！白玉堂，你母亲还说你难得是个有传承的，我看你冷血得要命！”

这最后一句是用中文说的。赵祯挂了电话，我与玉堂在一栋建筑里，一根电话线上，长久地沉默。

玉堂给家里打了许久电话。完了，和我讲了原委：赵祯的母亲曾有一些挺大的权力，却也有些把柄落在庞统父亲手中，之后在一些斗争中果然被落井下石。赵祯的父亲生怕惹上麻烦，早早离了婚。赵祯母亲不久病逝，只靠父亲每月给的微薄生活费独自生活。白玉堂的母亲与他家生前相熟，也见过几次面，只是白玉堂并未见过这个人。而庞统一家在飞黄腾达之前，便将财产转移海外，庞统又先一步移民去打理，现在一家团聚，惬意逍遥。

玉堂充满愧疚，我看得出来。他总自居侠义心肠，从不吝行小的善，对大的恶也有自知之明。但对自己无能为力的灰色矛盾，他内心的痛苦挣扎，却像一个真空里的鸡蛋破了壳，直面瓢泼的大雨。我在工作以后，也曾面对这样的境况，于是看着这样的玉堂，犹如看着我自己。我们一宿无话，就只是坐在客厅里直到天明。

等新的太阳升起来，玉堂又是那个玉堂了。只有我知道，玉堂心中的某处，必定起了变化。我们之后没有再提过这件事，也未曾见过赵祯再有别的失态。几次通缉犯的交接，都十分干净利落。这个人到底还是很有本事的。

法国人给假给的很痛快，有了闲暇我们就天南海北地跑。慢慢就不再谈国事，只聊风月。玉堂与我说他从小在美洲四处旅行，大学又在欧洲游学，我听得有滋有味。他又说：“等我们有空了，我带你把这些地方都跑一遍！”之类的话。我那时满怀期待，仿佛在青年与社会的碰撞中找到了一点安慰，却不知打那几年之后，再未曾有过这样的机会。